董其昌 （1555-1636年），汉族，字玄宰，号思白、香光居士，上海松江人。董其昌出身贫寒之家，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，青云直上。公元1589年，（万历十七年）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，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。当过编修、讲官，后来官至南京礼部尚书，太子太保等职。他对政治异常敏感，一有风波，他就坚决辞官归乡，几次反复起用。董其昌才溢文敏，通禅理、精鉴藏、工诗文、擅书画及理论。他是海内文宗，执艺坛牛耳数十年，是晚明最杰出、影响最大的书画家。董其昌的绘画长于山水，注重师法传统技法，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，讲究笔致墨韵，墨色层次分明，拙中带秀，清隽雅逸。《画史绘要》评价道：“董其昌山水树石，烟云流润，神气俱足，而出于儒雅之笔，风流蕴藉，为本朝第一。”董的绘画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，并波及到近代画坛。一直以来，董其昌的作品都是海内外大收藏家寻觅的目标。董其昌精收藏，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《潇湘图》、《溪山行旅图》、《龙宿郊民图》、《夏山图》，并以“四源堂”名斋，还有精选李思训《蜀江图》、《秋江待渡图》，董源《征商图》、《云山图》、《秋山行旅图》，巨然《山水图》，范宽《雪山图》、《辋川山居图》，李成《着色山图》，郭忠恕《辋川山居图》，江贯道《江居图》，赵大年《夏山图》，赵子昂《洞庭二图》、《高山流水图》，王蒙《秋山图》，《宋人册页》等18幅。从中可以看出，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。华亭派明代后期著名画家、书法家、书画理论家、书画鉴赏家。“华亭派”的主要代表。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（1555）年，卒于明毅宗崇祯九（1636）年，他字玄宰，一字元宰，号思白，又号香光居士，人称“董华亭”。万历进士，授编修，官至礼部尚书。华亭（上海松江）人。一作上海人（上海在唐为华亭县地，清属松江府。华亭、云间、松江、上海、娄县俱为一地）。艺术家生平董其昌少年时即负盛名，家中富有，好书画，并以书法名垂海内。神宗万历十七年中进士，官至南京 礼部尚书，曾做太子太保等职。精鉴赏，富收藏。既是画家、书法家，又兼美术评论家。著书有《容台集》、《容台别集》、《画禅室随笔》、《画旨》、《画眼》等。平生对书画理论见解相当丰富，竭力推崇和提倡“文人画 ”的“士气”。曾说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。董其昌才溢文敏。在当时书法上就有“邢张米董”之称，即把他与临沂 邢侗、晋江张瑞图、须天 米钟并列；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。他与莫是龙、陈继儒提倡“南北宗”之说，即把“院体”山水画与 “文人画”人为地分为南北两派。董其昌是明代大家，绘画上，他专长于画山水，宗法董源、巨然、高克恭、黄公望、倪瓒等，尤其看重黄公望，他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，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；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，时有出以没骨，比较少见。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，题材变化较少，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，有独特的造诣。他的绘画作品，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，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，虽然处处讲摹古，并不是泥古不化，而是能够脱窠臼，自成风格，其画法特点，在 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，以书法的笔墨修养，融会于绘画的皴、擦、点划之中，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、烟云流润，柔中有骨力，转折灵变，墨色层次分明，拙中带秀 ，清隽雅逸。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，成为“华亭派”的首领。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也很高，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，他对自己的楷书，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。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、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，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。他的书法综合了晋、唐、宋、元各家的书风，自成一体，其书风飘逸空灵，风华自足。笔画园劲秀逸，平淡古朴。用笔精到，始终保持正锋，少有偃笔、拙滞之笔；在章法上，字与字、行与行之间，分行布局，疏朗匀称，力追古法。用墨也非常讲究，枯湿浓淡，尽得其妙。书法至董其昌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，“ 六体”和“八法”在他手下无所不精，在当时已“名闻外国，尺素短札，流布人间，争购宝之。”（《明史·文苑传》）。一直到清代中期，康熙、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，备加推崇、偏爱，甚而亲临手摹董书，常列于座右，晨夕观赏。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：“华亭董其昌书法，天姿迥异。其高秀圆润之致，流行于褚墨间，非诸家所能及也。每于若不经意处，丰神独绝，如清风飘拂，微云卷舒，颇得天然之趣。尝观其结构字体，皆源于晋人。盖其生平多临《阁帖》，于《兰亭》、《圣教 》，能得其运腕之法，而转笔处古劲藏锋，似拙实巧。……颜真卿、苏轼、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，而要底皆出于晋人。赵孟頫尤规模二王。其昌渊源合一，故摹诸子辄得其意，而秀润之气，独时见本色。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，朕甚心赏。其用墨之妙，浓淡相间，更为绝。临摹最多， 每谓天姿功力俱优，良不易也。”据说，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，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，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。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。在康熙、雍正之际，他的书法影响之深，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。董其昌的书法，历来评说褒贬不一。褒者倾其溢美之词，清代著名学者、书法家王文治《论书绝句》称董其昌的书法为“书家神品”。谢肇称其“合作之笔，往往前无古人”。周之士说他“六体八法，靡所不精，出乎苏，入乎米 ，而丰采姿神，飘飘欲仙”。但对董其昌的批评者也很多，包世臣、康有为最为激烈。包世臣云：“行笔不免空怯”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讽刺道：“香光（董其昌）虽负盛名，然如休粮道士，神气寒俭。若遇大将整军厉武，壁垒摩天，旌旗变色者，必裹足不敢下山矣！”董其昌走上书法艺术的道路，出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。起因是在考试时书法不好，遂发愤用功自成名家。这在他的《画禅室随笔》有所记述，其中还自述学书经过：他在十七岁时参加会考，松江知府衷贞吉在批阅考卷时，本可因董其昌的文才而将他名列第一 ，但嫌其考卷上字写得太差，遂将第一改为第二，同时将字写得较好些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拔为第一。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董其昌，自此钻研书法。董其昌回忆说：“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。初师颜平原 （真卿）《多宝塔》，又改学虞永兴（世南），以为唐书不如魏晋，遂仿《黄庭经》及钟元常（繇）《宣示表》、《力命表》、《还示帖》、《丙舍帖》。凡三年，自谓逼古，不复以文征仲（征明）、祝希哲（允明）置之眼角。”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董其昌几乎学习研究了以前绝大部分名家，从钟王到颜、柳，从怀素到杨凝式、米芾，直至元代的赵孟頫。董其昌精收藏，曾珍藏董源4幅山水《潇湘图》、《溪山行旅图》、《龙宿郊民图》、《夏山图》，并以“四源堂”名斋，还有精选李思训《蜀江图》、《秋江待渡图》，董源《征商图》、《云山图》、《秋山行旅图》，巨然《山水图》，范宽《雪山图》、《辋川山居图》，李成《着色山图》，郭忠恕《辋川山居图》，江贯道《江居图》，赵大年《夏山图》，赵子昂《洞庭二图》、《高山流水图》，王蒙《秋山图》，《宋人册页》等18幅。从中可以看出，董其昌的收藏足以令其傲视当代。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，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，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，董其昌有句名言：“晋人书取韵，唐人书取法，宋人书取意。”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、法、意三个概念划定晋、唐、宋 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。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，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。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，又享高寿，所以传世作品很多，代表作有《白居易琵琶行》，《三世诰命》、《草书诗册》、《烟江叠嶂图跋》、《倪宽赞》、《前后赤壁赋册》等。董其昌一生极为勤勉，又享高寿，所以创作了极多的书画作品，流传至今的也很多，其中已定论为真迹的收藏在故宫、上海博物馆、吉林省博物馆，南京博物院 等处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董其昌作品最多，绘画方面较著名的有： 《高逸图》轴，作于63岁，略仿倪、黄、笔墨丽秀是中晚年佳作；《关山雪霁图》卷，作于81岁，是老年的用力之作，根据卷末自题，此卷是从关仝的《关山雪霁图》原幅改写而成。藏于故宫的著名书法作品有： 《月赋》卷，作于47岁，取法唐晋，笔画秀娟，是早年小楷书精心之作；《东方先生画赞碑》 ，作于50岁，所作楷书，师法颜真卿，字体规整，行气疏朗，是中年时期楷书代表性杰作；《三世浩命》卷，作于71岁，楷书、师法颜真卿，结体端正，法度严谨； 《岳阳楼记》卷，作于54岁，大行书，师法颜真卿、李兆海。运笔中锋直下，转折流畅，反映了中年时期行书面貌。《路马湖记》卷，代表晚年行书之作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代表作有：山水画《江干三树图》 、 《秋兴八景》大画册（为董其昌一生之精心杰作，与此同样还有一本大画册，已流往海外）；北京市文物 商店藏有一件书法作品《金沙帖》 ；南京博物院藏有书法作品《松江府制浩》 ，吉林 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山水画《昼锦堂图》卷。董其昌作品比较珍贵，但在流传过程中赝品不断充进去，至今已难见精品，可 说赝品充斥市场，尤其是民间收藏，即使不是赝品，也是小幅泛泛之作。海外艺术市场董其昌作品较多，欧美收藏家喜欢他的书画，但由于难辨真假， 所以不敢轻易出大价购买。反之，一旦能确认确是真品，则不惜重金，以购到手为目的。1989年6月纽约拍卖过一幅他的《婉娈草堂图》被专家认可，价格一下子被抬了上去，高达165万美元，成为当时仅次于《元人秋猎图卷》的第二幅价格最高的中 国古代书画，此图之所以能为专家认可，主要是一些典籍中曾记载过这幅画，此画 曾为王鸿绪、安仪周、乾隆收藏，著录于《平生壮观》 、 《墨缘汇观》 、 《石渠宝籍三编》 。这幅山水画，笔墨韵厚重，皴法细密，气韵雄浑，代表了董其昌文人画的最高成就，画面空白处则填满了各名家题跋，是难得的精品、真品。以后，纽约市场一直没出现过这么好的精品作品，因此价格也一直没上去，1990年共见到5幅作品出售，第一幅是《行书》二十七开册，售价为1.65万美元；第二幅是《行书》手卷，8800美元；第三幅是《山水》立轴，仅卖到3850美元；第四幅是《尺牍》十一开册页，售价1.4万美元；第五幅是《九峰雪霁图》绢本手卷，卖到1.5万 美元。作品辨伪 董其昌作品流传多，其重要原因是生前有许多人为其代笔，这比一般的仿制要 难予分辨。启功先生专写一文《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》，详加考证。据现代学者研究，书法的主要代笔人最著名的是吴易，作画的代笔有赵左、僧珂雪、沈士充、吴 振、赵问、叶有年、杨继鹏等。董其昌的代笔画，大多是自己落款盖章。水平较高 的代笔之作大多出于赵左、沈士充之手。激起民变董其昌出身在一个只有二十亩贫瘠之田的小户人家，生活并不富裕。像几乎所有的读书人一样，他以仕进为人生目标，却屡屡名落孙山，一度以教书谋生。他当初并没有注目书画艺术，也没有从小习书，与书画的结缘始于一次不大不小的人生刺激——十六岁那年，他参加府学考试，文章写得漂亮，理应第一，但主考官认为他字写得实在太蹩脚，而把他降为第二名。明代科考以八股取士，制艺要求按破题、承题、起讲等八部分阐明所论，同时也要求以乌黑、方正、光洁的楷书书写，是为 “台阁体”。这种字体虽谈不上什么艺术，但还是中规中矩的。董其昌的名次因此被降级，可见他当时确实写得不能入眼。对自尊心极强的董其昌来说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，从此他发愤临帖摹碑，在书法上下功夫。人生需要动力和刺激，有自尊心和事业心的人，别人的一个举动、一句话，甚至一个眼神，都可能会成为助推器，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航向。与元代的书法大家赵孟頫五岁入小学学书相比，董其昌十六岁才开始练字，显然已经错过了习书的最好时光，他却以此起步，十几年始终如一地锲而不舍，勤奋努力，终使书法功夫精进，山水画也入得其门。万历十七年（1589年），三十四岁的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士，供职于翰林院，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。其时的董其昌还算是一个恭谦之人。例如，翰林院学士田一儁去世，因为一生清廉，身后萧条，他便自告奋勇，告假护柩南下数千里，送老师回福建大田县。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。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，不久，便告病回到松江。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，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，家乡的大财主、士大夫和地方官吏，便联袂登门拜访，不断前来巴结讨好。这时，董其昌的感觉就跟以前大大不同了。其后，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、福建副使，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，从三品的官职。但他不以此为意，托辞不就，在家乡优游，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。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，请他写字、作画、鉴赏文物，润笔贽礼相当可观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，使得董其昌完全蜕变了，从一个初不起眼的角色，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，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、游船百艘、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。官帙的光芒和金钱的力量，会加速人的社会角色的转换，对意志力不强的人发出难以抵挡的诱惑，从而腐蚀、迷乱人的本性，使之异化、变质。明末江南，大凡有着显宦头衔和赫赫声名的人，无一不是家财万贯者，而这些有钱人很少有不学坏的，在董其昌之前、之后，都有相当数量作恶乡里的恶霸。董其昌，一个有功名且在书画艺术和文物鉴赏方面有相当造诣的文人，堕落成一个为非作歹乡里的恶霸，成为书画史上有名的恶棍，不能不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董其昌的贪婪也的确不比他的同乡前辈逊色。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，董其昌一旦拥有了社会知名度，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，贪婪程度让人吃惊，对钱财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，“膏腴万顷，输税不过三分”。虽然董其昌当时的政治地位不及徐阶，但他是全国第一流的书画家，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。这一点又为徐阶所不及。在贪鄙、横暴、无耻方面，董其昌比自己的前辈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本人骄奢淫逸，老而渔色，有多房妻妾，且招致方士，专请房中术，竟到了变态的地步。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秋天，实足年龄已六十高龄的董其昌竟然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、年轻美貌的绿英姑娘。更可恶的是，他的几个儿子都相当专横，尤以第二个儿子董祖常最为狠毒，带了人强抢绿英给老子做小妾，是董其昌强抢民女的主凶。而陆绍芳对董氏父子强抢民女的做法非常愤慨，在四乡八舍逢人便讲，张言批评。松江民众早已对董家的恶行有意见，事情发生后，当即有人编出故事来表达愤怒之情，题目叫《黑白传》，因为董其昌号思白，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，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。故事的第一回标题是：“白公子夜打陆家庄，黑秀才大闹龙门里。”不久，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。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，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，便派人每天对范昶凌辱逼问。范昶不承认，还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，为自己辩白，董家却依然不放过他，最后竟逼得他暴病而死。范母认为这是董家所逼，于是带着儿媳龚氏、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，谁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，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，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，剥掉裤子，用棍子捣戳阴户。范家儿子用一纸“剥褌捣阴”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。但是，官府受理了诉状，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，一时拖延不决。董其昌及其家人“封钉民房，捉锁男妇，无日无之”的令人发指的罪行，早已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：“敛怨军民，已非一日，欲食肉寝皮，亦非一人，至剥裩毒淫一事，上干天怒，恶极于无可加矣。”海刚峰曾经预言过的“民今后得反之也”，果然变成了轰动江南的事实。朝野为之震动。这是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 年）春天的事情，一场群众自发的抄家运动。有人把这个过程记录了下来，是为《民抄董宦事实》。事件爆发前，有人贴出了词锋犀利、无比愤怒的檄文，张榜公告，读来令人血脉贲张：……人心谁无公愤。凡我同类，勿作旁观，当念悲狐，毋嫌投鼠，奉行天讨，以快人心。当问其字非颠米，画非痴黄，文章非司马宗门，翰非欧阳班辈，何得侥小人之幸，以滥门名。并数其险如卢杞，富如元载，淫奢如董卓，举动豪横如盗跖流风，又乌得窃君子之声以文巨恶。呜呼！无罪而杀士，已应进诸四夷，戍首而伏诛，尚须枭其三孽。……若再容留，决非世界。公移一到，众鼓齐鸣，期于十日之中，定举四凶之讨。谨檄。从初十、初十一到十二日，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，儿童妇女竟传：“若要柴米强，先杀董其昌。”人们到处张贴声讨董其昌的大字报和漫画，说他是“兽宦”、 “枭孽”，以致徽州、湖广、川陕、山西等处客商，凡受过他家欺凌的人都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。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辗转相传，简直到了 “真正怨声载道，穷天罄地”的地步。人们愤怒的情绪积聚着，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，百姓拥挤街道两旁，不下百万，骂声如沸，把爪牙陈明的数十间精华厅堂尽行拆毁。第二天，从上海青浦、金山等处闻讯赶来的人早早就到了，上房揭瓦，用两卷油芦席点火，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，尽付之一焰。大火彻夜不止。他们还把董其昌儿子强拆民房后盖了未及半年的美轮美奂的新居，也一同烧了个干净。十七日，适逢有个穿月白绸衣的人，手持绘有董其昌墨迹的扇子，人们也怒不可遏地冲上去将其撕扯掉，还把不服气的持扇人痛打了一顿。十九日，仍不罢休的民众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，还把董其昌手书“抱珠阁”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，名曰：“董其昌直沉水底矣。”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“大雄宝殿”的大匾，落款“董其昌书”，老百姓见了，纷纷用砖砸去，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，大家齐上前用刀乱砍，大叫：“碎杀董其昌也。”董其昌被吓得要死，惶惶然避于苏州、镇江、丹阳、吴兴等地，一时如丧家之犬，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。就这一事件，人们对董其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：“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，声名如此！”“思白书画，可行双绝，而作恶如此，异特有玷风雅？”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的，说他是为名所累。但毛祥麟在《墨余录》中特别指出：“文敏居乡，既乖洽比之常，复鲜义方之训，且以莫须有事，种生衅端，人以是为名德累，我直谓其不德矣。”毛祥麟说得好，这怎么能归结于为名所累呢？而是董其昌的大行有亏！这事件看起来仅仅是冲着董其昌一家来的，实质上它是一根导火索，也是整个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一个强有力的例证。大明王朝的政权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地步了。
